画角声中，沙场战士斗气昂

马 硕

编者按

冼星海、马思聪、关山月、陈残云、沙飞……广东文艺名家在抗战期间的创作成果，是中国抗战文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回顾岭南抗战文艺的历史成就，阐发广东经典抗战文艺作品的文化价值，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。文艺评论版从本期开始，推出一组“抗战中的岭南文艺”评论文章，敬请关注。

抗战期间，音乐为民众宣泄郁愤情绪提供了出口，并在军民凝聚奋起抗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中国近代革命策源地成长起来的广东作曲家们，对此相当敏锐。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国立音乐院的广东中山籍作曲家萧友梅，作为中国首位音乐学博士，饱含着对民族复兴的期盼以及对民族文化觉醒的觉知，从五四运动之后就以爱国为主题，组织师生进行歌曲创作。1924年，他所作的《五四纪念爱国歌》中，一句“雄鸡一鸣天下白，同声击贼贼胆悸，爱国俱同心”，以破晓之音为其后的抗战音乐拉开了序幕。

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由谁最早创作了抗战歌曲，但当时广州培正中学的教师陈黄光和他的同事何安东，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创作的《奋起救国》，被认为是最早发挥了全国影响力的抗战歌曲之一。这首歌曲作于1931年9月底，广泛传播于广东、上海等地，如惊雷一般激发起全民奋起抗战的意识。“纵不能到前线杀敌，也当在后方呐喊”的歌词，一时间响彻中华大地。

相较于其他文艺形式，歌曲带给抗战民众的鼓舞尤为直接、迅速。无论是农民、工人，还是妇女、孩童，他们都能在演唱抗战歌曲的过程中，激发对牺牲同胞们的痛心、对侵略者的愤怒，以及对失去家园的悲伤等强烈情感。祖籍广东番禺、被誉为“人民的音乐家”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，从法国留学归国后以音乐为武器，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。1937年上海事变（又称“八·一三事变”）之后，冼星海跟随救亡演剧队到河南、湖北等多地开展宣传抗日工作，并开始酝酿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创作计划。在这一时期内，他所创作的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太行山上》等曲目已广泛传唱于祖国大江南北。

冼星海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，他不仅提出音乐需要“大众化、民族化、艺术化”的革新理念，更组织群众深入工厂、街头、农村，使音乐成为全民抗战的日常武器。冼星海所创作的歌曲，萃取于炮火当中，他为儿童写《只怕不抵抗》，为工人写《起重匠》，不但鼓舞了民族士气，还让歌声成为刺破黑暗的武器，让旋律化作凝聚四万万同胞的纽带。尤其是他仅用6天时间完成、包含了8个乐章的大型声乐作品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一经出世，马上便成为了中华民族奋勇不屈的精神象征。周恩来听后亲笔题词：“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”。

当时，热爱抗战歌曲的民众中存在大量文盲，他们并不需要优美的旋律或华丽的辞藻，需要的是铿锵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。但这一时期的作曲家们却并非都如冼星海一般深入群众，他们大多有着留洋的教育背景，以致于有些抗战歌唱起来有着浓烈的“西洋味”。还有一些抗战歌为了迎合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，刻意将歌曲作得浅显、直白，于是，抗战歌曲的“供给”与“需求”之间便发生了一些矛盾。

原籍广东海丰的马思聪是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作曲家之一。马思聪在1936年第一次尝试创作抗战歌曲《中国的战士》获得成功后，他又写下《卢沟桥之歌》，并为广东新会籍诗人梁宗岱的新诗《战歌》谱曲，在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的当天，他还在广州创作了一首《战士们！冲锋啊！》。马思聪的抗战歌曲有着鲜明的特点，他认为生长于广袤大地上的中国民谣，具有一种能够体现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内在力量。于是，他充分吸取民谣的养分，在歌曲中表现出胜利的喜悦、战士们的团结，还有他们面对牺牲义无反顾的精神，其作品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。随着广东民间歌咏队伍、歌咏团等群体的大量出现，从普通老百姓到前线战士，大众对抗战音乐的需求越来越多，马思聪后来回忆到，自己的大量抗战歌曲如《自由的号声》《游击队歌》《前进》《冲锋》《让我们》《战儿行》等，基本都成熟于全面抗战开始后的一两年间。此外，他还有一首《不是死，是永生》，被认为是献给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殉难的战士们的长篇追悼曲。

音乐，是让灵魂猛醒的画角。在抗战时期的广东，警报声、炸弹轰鸣与枪炮声交织成紧绷的日常，民众时刻被高压的阴霾所笼罩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片热土之上，亢奋高昂的抗战歌声却如利刃般刺破沉闷，让人重拾斗志，淬炼出更为坚强的战斗决心。广东台山籍音乐家李凌，为激励广东军民同仇敌忾，在1938年谱写了《保卫大广东》等抗战歌曲。其中，《军民合作》一曲更是在国统区与敌后根据地广泛传唱，歌曲中嘹亮的号角、坚定如大军步伐的节奏、擂响如战鼓般的旋律，汇聚成雷霆般的力量，喷薄而出的是军民对侵略者刻骨的愤怒，以及对胜利不可动摇的信念。还有广东惠州籍音乐家廖尚果、中山籍音乐家吕文成、海丰籍音乐家陈洪、江门籍音乐家何安生等人，他们都凭借自己对音乐的独特理解作出不少动人心魄的抗战歌曲。

广东作曲家们不仅以热烈的抗战激情创作出铿锵有力的乐曲，体现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，而且很注重音乐艺术的地方化与民族性特色，使音乐作品富有岭南风味。比如冼星海的《顶硬上》一曲，灵感来源于广东码头搬运工人的号子，粤语方言味道浓厚。另外，他也把《鸡公仔》《月光光》等童谣重新编为抗战歌曲，极大地增强了抗战乐曲的岭南特色。另外，李凌在《保卫大广东》中利用粤语的高降调创作歌词，使方言音调变身战斗号令；还有他根据客家山歌改编的《打倒日本鬼》，采用即兴对答的方式，不仅充满生活气息，还保留了“哎呀咧”等口语，体现出岭南人民乐天、坚韧的文化性格。这些作曲家在抗战音乐中展现的文化个性，不仅体现于创作主题，更渗透在如咸水歌一般悠扬起伏的曲调，以及如醒狮鼓乐一般的刚猛节奏中。广东作曲家的抗战歌曲，根植于乡土又放眼于四海，既带有时代洪流中淬炼出的锋芒，又洋溢着对家国和人民最深沉质朴的情感，正是这些抗战音乐作品最感人之处。

（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）